熟悉孙宏斌的人都知道,他是一个非常亲和且没有架子的老板。 有次,为了搞定一个文旅项目,孙老板居然请当地的村长喝酒。旁边的员工看不下去了,觉得他好歹是一位身家百亿的老板,和大领导打交道就行了,何必浪费时间在村长身上?于是,他提醒老板不必这么客气,反正下次也见不着了。 谁料,孙宏斌回了句:就是下次见不着了,才要给人面子。 对芝麻官尚且如此,对股东更没的说。每次融创开股东会,他都亲力亲为,甚至愿意回答诸如“投乐视究竟亏了多少钱”这类尖锐的问题,大方承认亏了160多亿,然后恳请股东以后别再提乐视了。 这样的老板,在论资排辈的中国商界并不多见。 
但2022年融创暴雷后,或许是觉得无颜面对股东,孙宏斌连续两年缺席了股东大会,引发外界一系列不好的猜想。其中一个传言是,孙宏斌已很少到公司,身边的安保人数从两个增加到了三个。 就在大家还在猜孙宏斌要“隐身”到什么时候时,上个月底,他突然高调出现在股东大会上,且神情自若地与众股东打招呼,很难想象他经营的是一家随时有清盘风险的房企。 
孙宏斌之所以敢露面的,原因无外乎负债处理得差不多了,用他的话说就是“融创已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 公开资料显示,经过与外国债权人的协商,孙宏斌提出的“债转股”方案,在两周内获得通过,一举解决了680亿的负债。加上年初解决的154亿国内债,今年融创已累计减债834亿,且5年内不再有兑付压力,基本“上岸”了。 在其他房企还在为了化债焦头烂额之际,孙宏斌究竟有什么魔力,竟能说服债权人同意他的方案? 四个字:孤注一掷。 孙宏斌给外国债权人的方案堪称“粗暴”,只有一个选择:把手中的债券按照6.8港元或3.85港元的价格统统转成股票,6.8元转的,无需锁仓,3.85元转的,需锁仓18-30个月。听上去还不错,但看了融创现在的股价,估计债权人就笑不出来了:仅1.5港元! 换言之,如果他们转股后立刻变现,将蒙受78%的损失,相当于借人100元,仅拿回22元。 如此亏本的买卖,为何外国债权人会答应? 据商业自媒体“蔚然先声”分析,主要原因出在外国人缺少有效的追讨手段。与其闹得鱼死网破,大家一起“沉船”,不如相信孙宏斌这个人,相信他能把股价抬到6块8。 
所以说,平时给人面子,积累好口碑,到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。 对外人很亲和的孙老板,对下属则很严厉,骂人时经常会夹带不好的口头语。融创暴雷后,孙宏斌将责任归咎于华北区老总迟迅和西南区老总商羽经营不力上。 比如,暴雷前,融创定下的年销售目标是7000亿,西南区自告奋勇报了个3000亿,主动挑起了销售大梁。结果,暴雷后一算账,西南区一共就卖了90多亿!仅完成目标额的3%,华北区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于是,孙宏斌当着众人的面儿,将迟迅骂了一通,场面颇为尴尬。商羽也同步被调离西南区,回总部担任投资总裁。可能是怕被骂,商羽离开昆明后,没有回总部上过一天班,不久就传出人已去了美国的消息。 其实融创暴雷,多少也与孙宏斌个人误判上有关,2021年融创有关部门向他提交了一份行业研究报告,谨慎地提出要收缩,但孙宏斌没有听,在给分公司开会时,他强调的只有两个字:“拿地!拿地!拿地!” 
这才有了华北区和西南区不顾一切地抢地。楼市遇冷后,这些抢的地全砸在了自己手里,转化成负债,并在未来几年里不断减值。 以西南区为例,由于孙宏斌很看好云南的旅游业,便与“大地主”环球合作,斥资152亿接过了相当于72个故宫面积的开发区。 问题是,在土地转让前,环球这家房企已把能卖的住宅全卖了,留下的净是商业区、度假村、产业园等需要大额投入的配套设施。 孙宏斌迎难而上,让西南区的人梳理开发节奏。在规划时,西南区惊奇地发现:大多数能开发的土地,都在环保要求极高的风景区内!属于动一草一木都需要严格审批的区域。 盖了20多年“快楼”的商羽哪见过这阵仗,便向孙宏斌求援,希望老板能来云南疏通下关系。谁料,即使一向给人面子的孙宏斌在酒桌上与对方吵了起来,也没解决问题,不能动就是不能动,这是原则问题。 最后,孙宏斌不得不成立了一家新公司,把云南难以开发的土地转了过去,以减轻负债。 
在前几天的股东大会上,有股东问孙宏斌接下来的打算。 孙宏斌承诺将收缩战线,聚焦一二线城市,打造高品质的产品,这或许标志着激进扩张时代的终结。 此外,手握1.27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,孙宏斌面临的是一场更为困难的“去库存”战役——在存量市场中寻找生机。 融创在“上岸”后能否成功转型,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,某种程度上,也是观察中国房企能否从“高负债、快周转”模式转向“稳经营、重品质”阶段的一个样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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